劇場不是茶几？

排演《Far Away》的過程中，讀了一個跟它殊途同歸的劇本。

Edward Bond的《Eleven Vests》（1997）是一個針對年青人而寫成的教育劇場作品，探討暴力和戰爭對人性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共七場戲要說的是一個學生在成長中的兩個片段：先是他在學校被校長和同學指責破壞公物和別人的衣服，然後鏡頭一轉，他正接受軍事訓練，繼而在戰場上狠狠向殺死他同僚的投降士兵報復。有趣的是，這兩個部份的排列純粹是一種敘述上的次序，從學生這個角色的轉向來看，這兩部份更像一種倒序──接受訓練時，學生不敢刺向假人，最後要靠發出瘋狂而原始的叫喊來將自己麻木於暴行之中，這跟在第一個片段時的他形成了強烈對比：學生在校門外拿出小刀刺向校長，不由分說，反而更冷靜和自如。劇本沒有交待這兩部份之間的因果關係，卻正因而對於教育制度、成人世界對孩子的權力操控和教化等問題作出鞭撻，更將之與戰爭暴行相提並論。雞先定蛋先？是人性的弱點導致人類社會連綿不斷的互相侵略？還是制度和思想灌輸把人性推至無可挽回的悲劇？可以想像，當老師引導學生排演和討論這個戲時，他們會得到很多發掘出特別觀點的空間。

在第一部份「學校篇」時，學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話（有的只是校長對他滔滔不絕的語言暴力），劇本對他的舞台指示，限於簡單的動作描述。學生沒有情緒──是我們像校長一樣盲目了，抑或那是孩子對成年人投以不信任的自我保護？

Edward Bond可說是英國近代劇壇的傳奇人物。他與Caryl Churchill年紀相若，卻出道較早，1965 年的《Saved》及其後寫英女皇與南丁格爾墜入愛河的《Early Morning》（1967）挑戰當時英國的戲劇審查制度，更簡接令制度得以被廢除。可是，他對英國本土的劇院嗤之以鼻，常常覺得沒有一個劇團可以充分而準確地將他作品中的精神表現出來。從八十年代中起，他把自己從英國劇壇「自我放逐」出去，反而在一海之隔的法國找到同道人。近年，他回歸本土，亦只專注教育劇場的工作。然而，他的作品對九十年代的英國新文本劇作家，例如Sarah Kane和Mark Ravenhill起了相當重要的影響。人們喜愛拿《Saved》中街童以亂石活生生打死一個嬰兒那經典一幕，為Sarah Kane的《Blasted》（1995）追源溯始。

《Eleven Vests》與《Far Away》可說是殊途同歸。前者是寫實的，卻有著錯置和片斷化的元素；後者也是從一個小女孩的視點道出她自己在成長中的三個片段，形式更具開放性，語言的層次更為複雜。如果說Bond在《Eleven Vests》模糊了敘事的先後，人性扭曲的因果，那麼Churchill在《Far Away》所拋出的問題便更加大：小女孩在童年時所目擊的一起事件，對她日後起了怎麼樣的影響？意即，孩子從成人世界的理性與邏輯所認識到的「真實」，其規範的威力到底有多大？《Far Away》有很多留白，導演和演員就像排演《Eleven Vests》的小孩子一樣，非要從自己的生活和社會情境找出對文本的回應、聯繫和反思不可。齊澤克在《Violence》(2008)一書中指出，暴力既是有形而主觀的，施暴者和受害者的位置清晰可見，也同時以無形而客觀之態，見於語言和各種社會控制手段，並且有一種源於維持經濟與政治制度而出現的制度性暴力，潛藏在我們的日常之中。《Eleven Vests》與《Far Away》分別處理了這光譜中不同層次的暴力；前者暴露了它的處境，後者揭示了它的邏輯。

「暴力」這個命題是Edward Bond的「生招牌」。他曾說，暴力對他來說，就等於禮教之於Jane Austen！他深信一個劇作家並非通過作品去解決問題，而是令那些問題變得迫切而有趣。他在寫給一位英國國家劇院的導演的書信中說：「The stage can be a street, a brothel, an abattoir, a church, a city, a ruin, a kitchen, a prison, a home, a battlefied…but the National Theatre stage has been made the one thing it must never be: a coffee table」劇場不是茶几，要描繪這個紛亂的世界，我們所需要的，或許是一張boardroom table。


(c) 牛棚劇訊2010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