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婦女、生活與文化交流會；雲南昆明2005年12月17至19日

我們在和平，他們在暴力？

十二月十七日，我沒有目睹導致「灣仔淪陷」的「暴力事件」。但可以想像的是，有人再一次被當權者暴力地定義著。

暴力與否，是否只能通過比較來達致結論？如是，農民的發聲暴力，還是壓抑公平貿易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暴力？載歌載舞的示威暴力，還是只維護先進國家和跨國企業利益的經濟體系暴力？

「很多時候，我們會接受出於自衛的暴力，這也正是大部份人認為警方鎮壓是合理的原因之一。但為什麼，就看不到，示威、衝擊(接近會場)，根本就是對抗巨大而隱性的暴力，的自衛？被暴力迫害的對象，在掩眼法與雙重標準的互為作用下，反而倒過來，成了暴力的始作俑者。」
－熊一豆（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88549&group_id=11）

一旦要比較，權力關係便告開始。一旦出現權力關係，註定有人會被置於弱勢。所有比較，也不見得會怎樣公平了。

十二月十六至十九日，我和Selina在昆明聆聽著一群處於弱勢的人，企圖扭轉局面。在當權者眼中，這群人並不和平，因為她們嘗試搗亂既有的秩序（例如司法的秩序、官僚的秩序、利益輸送的秩序，甚至，道德的秩序），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危害」著另一些人的利益。但她們主動參與了和平獎的競逐，並自稱為和平婦女。如果不甘心被當權者暴力地定義，就必先要為自己找個名目，建立位置，提出不一樣的觀點。I can name myself。

可惜，當時遠在香港的示威農民，沒有我們在昆明的政治空間。

什麼是「和平」

來自大陸、內蒙古、台灣和香港的幾十位和平婦女，在昆明參與有關和平與生活的交流會議，思考暴力是什麼，應該如何抵抗。幾十個案例活生生在我眼前出現，不再只是一頁頁剪報裡的故事，或者來自轉寄電郵的聯署聲援。我親手將親耳聽到她們親口道出的經歷，記在筆記本裡。她們的真實，讓我感動，也叫人心寒。她們是一種對於人生的辯證──她們堅毅地工作著，是因為有最激烈的苦難存在著；她們此刻的「榮耀」，都是因為承受過不能言喻的痛傷。就像每一位上台接受殊榮的和平婦女，領受證書後面向台下照相機時流露出的一種複雜表情，是自豪的，也是謙遜的；是快樂的，也是感懷的。

她們的和平運動，不一定波瀾壯闊。在小組分享時，她們好些人不只一次說：我沒有做過什麼。我很平凡。

王霞生於城市，嫁到農村，住在只接收到兩個電視台的山區裡。為了讓農民認識外面的世界，她組織了一支宣傳隊，以戲劇巡迴到不同村落，戲劇內容其中一個關注，是男女平等。

黃淑華的女兒黃靜無端被（姦）殺，疑犯是當權人士的兒子，雖然案情很多疑點，她卻無從跟進及追查，就連自費聘人為女兒驗屍的基本權利也因為法律的漏洞而被?奪。媽媽通過互聯網號召聲援，其後成功爭取到驗屍的機會，判決還未出台……。

周聖心來自台灣，從事教育改革，爭取改善校園內學生的人權，基本如選擇髮型的自由和體罰的問題。最近政府撥款六千億購置軍備，令她氣結的是，既然政府可以花出這筆巨款，為什麼不投放到下一代的教育裡去？於是她發起了一次遊行，結果由預計的小規模結集，演變成大型的社會活動。有一次公開討論時，周老師舉手發言，說的並非有關她的工作，而是趁機在大陸的土壤上作出呼籲，希望內地政府不要將炮彈對準台灣，不要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她作了一個台灣人應該要做的事，說了勇敢的話。

金梅花是阿訇，即回教的「牧師」。她自學可蘭經，三十歲才學阿拉伯語，現在她從性別角度詮釋古蘭經，令更多女性可以識字和閱讀經文。她在小組上分享自己的成長經歷，活脫就是一個極權環境下婦女受壓的現實。阿訇對我們說，古蘭經的智慧，是「男女平等」，又引述經文說：「女人是男人的衣服，男人是女人的衣服」。

吳玫華，在河北進行保護婦女和兒童的工作。每年從政府來的資助，只有五千元。

楊海瀾，在寧夏把沙漠徹底開發為一個生態農場。

席間，還有很多教師、大夫、律師、做環保的，在不公義的事面前抗爭著的……。

我只能夠把我所聽懂的都記下來。她們曾遇到的困難，說多了太矯情；她們的成就，也不好寫，當我們不相信英雄主義。她們所作的，我不能加上片言半語，最好由她們親自表述。她們所作的，統統是由她們邊走邊活出來，不為其他，只為生存。

追求和平，是追求一種生存狀態，當中有人類的尊嚴，更多是愛。

什麼是「瘋狂」

籌辦者之一，北京學者戴錦華說：「瘋狂本身就是這活動的意義。」

第一個層面的瘋狂，是整個計劃要收集世界上正在為和平而努力的婦女的事跡，並以一個群體來競逐那[傳統性極高](可介說一下嗎？)的諾貝爾和平獎。這可是一個牽涉龐大的工程。第二個層面的瘋狂，應該是小矮人站在巨人面前對峙的勇氣。巨人是一套有關「和平」的價值觀，是可以評定什麼是和平的機制權力，是第一世界。小矮人在巨人面前提出自已的觀點和看法，引戴錦華所言，是一件必需要做的事。

她續說，和平並不是指兩次大戰之間的時間；人類的大和解也沒有隨二次大戰結束而來臨。和平不單止是關於軍事、國家、民族。為了不要讓人類陷入大罪行，為了挽救從經濟地圖掉了出來的人權，便「必須要以我們的多，來反映出他們的少」。她所說的多，是指和平婦女在數量上的多（一共九百九十九位），也是指和平工作的涵蓋面及多樣性。和平婦女對於和平的理念是不同的。和平著眼於每一天的生活，如何從必需要面對的事，發展出生命的建設。

籌辦者之一劉健芝說，這次提名活動，希望鼓勵年青人（其中一位和平婦女，生於一九八零年！），並優先考慮在地方及基層工作的婦女，有名氣的人則反而被放於較後位置。這是一個很不同的意識形態，並非如香港傑青要以明星得獎人作招募及宣傳的邏輯。正如另一位籌辦者Christine Menz所言，這個活動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令到婦女的和平工作變得「可見」(visualizing)。即是說，前提是有很多婦女的所作所為，還未被認同、接納與支持，所以才有被顯見的迫切性，而她們就是首先需要顯見的人。她們用多樣化的人的實務，不斷定義、反省和修正著和平的內涵以及和平工作需要的支援，而不是將「和平」套上一個光環，然後用高調的策略來把它空泛地唱好，鞏固一些「安全」的價值觀。（試想想，「傑出青年」所宣揚的，是怎樣的一種傑出？）

劉健芝又說：「不是我們需要Nobel Prize，是Nobel Prize需要我們。」這可不是囂張的話。它反而引伸出這次活動的一種定位，就是面對著世界大環境，處身當權者與弱勢社群之間的權力關係中，後者的意識形態與抗爭策略。這也就是我感受到的，第三個層面的瘋狂──唯有無視唯我獨尊的章法排理，才可以為一個自恃為無堅不摧的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可能性，新的觀點、想法，嘗試加入另類的，卻並非是取代性的邏輯，指向一個不同的社會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