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hole world + the work = the whole world

Martin Creed 是2001年Turner Prize的得主，當時Madonna在Tate Britian頒獎給他，他展出的得獎作品，是一個在特定頻率下開燈關燈的空房間。光暗、空氣粒子和空間是他創作的原材料，也同時是他的完成品。

近日，衛報接連刊登有關Martin Creed的評論，除了因為他的個展最近開幕之外，更多是因為他最新的作品──Work No 955，由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在Birmingham Symphony Hall演奏他所作的一首三分鐘的管弦樂。

評論人很直接就pick up到藝術家想探討的問題：什麼是視覺藝術？什麼是音樂？音樂是否可以是視覺藝術？在演奏廳內演奏的無論如何都是音樂？抑或觀眾應該以帶著欣賞概念藝術品的心情來欣賞音樂之所以不成音樂？Work No 955掀起了很熱鬧的討論，大家對於反叛的藝術都是樂此不疲的。

更有趣的是，有人由此替他翻舊帳，提出一個看法說，從前抑鬱的藝術家，如今變得快樂了。

Martin Creed算是九十年代典型的YBA。以往，Martin Creed provocative的地方，是他把自己丟到一角，由物料做主角，觀者則像編劇般參與著意義的製造。他早期的作品喜歡give instructions或客觀呈現／描述事物，而那些指示和描述甚至成為作品名稱，例如：

Work No 79: Some Blu-Tack kneaded, rolled into a ball and depressed against a wall──在展場內一堵牆上被壓篇的blu-tack；

Work No 115: A doorstop fixed to a floor to let a door open only 45 degrees──可以想像，每次展出作品，都牽涉一組固定的步驟，重覆完成，而每次的重覆不必然帶來相同的結果（因為是｢a｣ door而不是｢the｣ door）。又，觀者亦不必然在經過那扇門時便會知道門就是｢藝術品｣。

藝術家｢把自己丟到一角｣。這除了因為他奉行minimalism的精神，有指與他本身對於作為藝術家這身份的焦慮有關。Nicholas Blincoe的分析就很詳細了，從Martin Creed最著名的statement｢the whole world + the work = the whole world｣講起（當年他把這句子製成霓虹光管，掛放在博物館大門口），指九十年代的Martin Creed仍然躊躇於自己的art making對世界的（無）意義，甚至把Freud請出來，指藝術家的抑鬱並且是如何在其作品中通過讓自己抽離，而被反映出來。這一點很有意思，當我們以為minimal的藝術是冷峻的、描離的，不如abstract expressionist那樣澎湃劇烈，作者與作品同歌同泣，原來，minimual art都可以被心理分析，minimal artist的心路歷程（而不只是對事物的態度）皆可見於對作品橫向的分析之中。

從以前玩A4紙、blu-tack等｢小型｣物料，到現在利用一百人的full orchestra做｢物料｣，先不說Martin Creed是否真的開懷了，首先吸引人的反而是藝術家信心之增強──相對於他以往的self-effacement，他這次可真行得很前。這不是說他站在指揮台揮動指揮棒（他沒有），而是他走上前來，說服管弦樂團跟他合作，說服這群專業音樂家演奏自己那非專業的三分鐘作品並且相信那將會是一種富有藝術意義的行為。如果Martin Creed不是已經衝破了當年｢the whole world + the work = the whole world｣的桎梏，他不會去做這樣的游說。這游說，或多或少是他自我肯定其藝術的證明，游說成功，便同時也是一種被肯定──當日許鞍華說服斯琴高娃穿上姨媽那件大紅連身游泳衣，理應被算入｢電影導演的功力｣來看齊──而沒有這種肯定，Work No 955對藝術的詰問就不能站穩住腳。